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阐述，揭示了一个道理，要想让大家都普遍遵守法律，则必须制定一部良法，所谓“良治是善治的前提”。

普遍的守法即绝大部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能够遵守和执行法律，普遍的守法是法治的基础。法律应具有普遍约束力，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曾说：“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由此可见守法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当下正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实现民众普遍的守法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深入地普法。普法注重效果，而非形式，要将往常大水漫灌式普法转变为精准滴灌，深入了解不同群体的法律知识需求，增强普法的针对性，比如针对农民工群体，普法的内容就应该是《合同法》、《劳动法》等。

其次，公正地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执法司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建立法律权威的关键，权威的法律才会让民众产生守法的内在动力，事前敬畏法律，事中信任法律，事后执行法律，让法律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让普遍的主动守法变为现实。比如，近段时间司法机关集中清理聂树斌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就很好地重塑了法律的权威。

最后，政府带头守法。法治社会中法律高于一切，政府该是法律忠实的执行者和守护者，政府守法能够约束体制内的核心少数守法，带动体制外的关键多数守法。对于行政机关不遵守法院判决的行为，法院要依法将其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对政府负责人都要进行相应的追究，并限制其高消费、贷款、高价出行等行为。

科学的立法是法治的前提。科学立法能够保障法律可预期，法律无内在矛盾，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给予民众准确的法治指引，能够让民众对自己的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准确的预判。想要做到科学立法还需多措并举。

其一，科学的立法要求立法机关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各方利益诉求，召开专家座谈会，群策群力，汇集民智，填补立法中的漏洞和不足，争取取得最大社会共识，这有这样才会实现法律的普遍性，做到“法不强人所难”。

其二，科学立法还要求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广泛地调研走访，深入生活现实中，了解民众的生活习惯，交易习惯，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将现实的生活基础透过科学的法学方法归纳起来，避免闭门造车，立法不切实际。

其三，科学立法要求立法要与时俱进，法律是社会事实的法学化抽象，所以法律要体现社会时代性，要反映出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立法者要主动检讨现行法律的缺漏，积极的进行修、废、释工作，让法律成为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为社会发展提供关键的推动力。

法治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亚里士多德从守法和立法两个层面论述法律固然经典，但也难逃时代的桎梏。对于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我们不能仅仅要着眼于守法、立法，还要更加及时地解释法律，定期废止法律，适时编纂法律，恰当移植法律等，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事业才会欣欣向荣，根植百年。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了一句话：“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者，一定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外物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

也就是说：“人类无论个别而言或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优良的生活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丰富和身体感观的享受，他更注重人的灵魂、品德的优良，即“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